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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自导自演"，利用东学党起义，如何成功实现在朝鲜驻军？

admin11小时前金融经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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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学党起义时有日人参加之说，早已见诸报端，盛传于世。此事当非空穴来风。然其真相究竟如何？

1、东学党的背后

日本人开始探查东学道，以日本玄洋社成员武田范之为先导。

武田本是福冈久留米浪人，自号洪涛禅师。早在1892年，武田即自釜山出发，经海道抵达全罗道的金鳌岛，与朝鲜前开化党人李周会相晤，深相结纳。此后，武田即以釜山为中心，连年仆仆风尘于庆尚、全罗两道之间，会晤东学道徒，探询其法。

相传东学道主崔时亨潜居庆尚道尚州时，武田曾一度前往拜访，欲进一步掌握其教义之奥秘，为崔所拒绝。

1893年，武田为便于长期活动，便在釜山租赁房屋，作为玄洋社成员活动的据点，称之为山紫水明阁。此处名义为法律事务所，由仙台人大崎正吉主持对外业务，实则为日本渡朝的玄洋社成员的聚会之所。

1894年东学党起义之后，在釜山的玄洋社成员密谋，设法打入起义军内部，把东学党的活动引向对日本有利的方向。于是，决定由武田范之、柴田驹次郎二人扮作朝鲜药商，化名为朴善五和朴善七，赴内地调查东学党起义军情况；由大崎正吉回日本东京，向玄洋社总部汇报，以决定下一步之行动。

大崎返东京后，访问了玄洋社成员铃木天眼。铃木、大崎与玄洋社头目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及玄洋社中的激烈派的野半介东学党起义确切时间，先后秘密策划。

因为川上操六早就暗示玄洋社担任“放火”的任务，所以头山、平冈等对釜山成员的建议大为赞赏，决定由的野半介等组成第一侦察队先期赴朝，玄洋社大队随后续发。出发前，的野因故羁留，未能登程。大崎电召主张“征韩”的仙台浪人日下寅吉参加。

这样，只有铃木、大崎、日下三人启程。路经大阪时，军事间谍时泽右一持荒尾精的介绍信来见，加入了他们一行。抵九州门司时，玄洋社又派平冈浩太郎之侄内田良平、玄洋社机关报《九州日报》驻釜山通讯员大原义则前来参加。在玄祥社成员门司警察署长大仓周之助的帮助下，他们6人得以顺利登船渡朝。

此时，已在釜山等候的有：

原陆军大尉田中侍郎、对马浪人大久保肇、退役特务曹长千叶久之助、著名间谍山崎羔三郎之弟白水健吉及浪人万生修亮、本间九介等人。武田范之、柴田驹次郎二人去内地调查后，也回到了釜山。再加上朝语翻译西胁茶助、《釜山日报》记者吉仓汪圣和年仅14岁的井上藤三郎，共17人。

他们自号“天佑侠徒”，推举最年长的田中侍郎为侠长，决定前往东学党起义军大本营，以便伺机行事。

与此同时，玄洋社派佃信夫、西村时彦二人常驻汉城，有事随时与日本公使馆联系。日本驻釜山领事馆领事补官山座圆次郎及警察署长内海重男，都与玄洋社有很深的关系。因此，天佑侠徒在朝鲜的一切活动，一直得到日本公使馆和釜山领事馆的大力支持和密切关注。

2、日本人参与下的东学党起义

6月下旬，天佑侠徒一行15人自釜山出发，水陆并进，先抵马山浦。大崎正吉、武田范之二人，为等的野半介从九州电汇的经费，迟行两天。在马山浦会合后，先到庆尚道昌原府，从长崎人马木健三所开办的金矿里抢夺了一批炸药。7月初，他们到晋州后，曾引发炸药爆炸，吓退准备逮捕他们的朝鲜士兵。在前往山清郡的路上，他们又几次打退试图阻拦他们的农民。

到山清后，他们一伙冲进郡衙，用武器威逼郡守，强“借”旅费。及抵达南原府，吉仓汪圣冒充日本全权公使和陆军大将，时泽右一冒充陆军中佐，竟骗取了南原府使的相信，以国宾之礼待之。天佑侠徒的如此行径，表明他们是一伙十足的无赖和歹徒。

田中侍郎一伙在南原稍事停留，研究打入东学党起义军的行动方针和策略。

他们一致认为：

“欲求得东亚和平，首先须扫清清国势力，而扫清清国势力之唯一手段，则必使日清开战，以惩清国之横暴。”

因此，当务之急是“挑起日清之战端”。就是说，准备要坚决贯彻川上操六提出的“放火”任务。这也就是他们此行的重要秘密使命。为此，决定先派武田范之、吉仓汪圣等前往当时已移驻淳昌郡的起义军大本营，与全琫准取得联系。

行前，他们起草了《天佑侠檄文》。

《檄文》谓：

闵族暴政之庇护者为中国使臣袁世凯，而起义军却“以‘袁大人’之尊称赠与敌人，天朝上国’之美名献与敌国，贤明如公等出此迂腐之举，吾等实为不解”。

又称：“残虐百姓者，守令；纵容守令者，闵族。而闵族暴政之根源，实为袁氏及清国。”

因此，“欲讨伐闵族，须先扫除清兵。”最后提出：“愿奉公等为首领，行安民兴国之志，吾等竭尽全力以赴。”“诚如所言，吾等甘愿驰驱在前，冒箭石，排刀剑，北上开辟入京之路，舍身赴死而后已。”

其意图至为明显，就是企图用甜言蜜语引诱起义军首领全琫准上当受骗，把斗争矛头转向中国，以使日本坐收渔利。

7月初，天佑侠徒全队来到淳昌起义军营中。晚间，田中、铃木、武田三人同起义军首领全琫准进行了笔谈。当时，全奉准对天佑侠徒的阴险目的还不甚清楚，但历史和现实都使他对日本有很深的恶感。

他在占领全州后所张贴的榜文中，即以“惜三年之内，我国将归倭国”之语警惕国人。并在起义军的行动纲领中规定了“逐灭夷倭”的目标。因此，对于这伙突然冒出来的“侠徒”，全琫准不能不存有戒心。他说：“日本陆续派兵前来，必是要吞并我国。”会谈的结果，全奉准拒绝了天佑侠徒的“帮助”。

玄祥社的阴谋计划遭到了破产。但由于朝鲜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已无需天佑侠徒继续执行“放火”任务的必要了，所以他们也就离开了淳昌起义军大本营。

3、日本人与袁世凯的周旋

东学党起义后，力量发展很快，于5月31日攻陷了全州。6月1日，朝鲜国王李熙决定向中国借兵。当天，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杉村濬探知这一消息，即派书记生郑永邦访袁世凯，问：“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透露出日本政府急盼中国出兵的迫不急待心情。并谓：“我政府必无他意。”以用此虚伪的口头保证来麻痹中国。2日，杉村又亲访袁世凯，进一步表示“盼华速代戡”的愿望。

袁世凯自以为与杉村有旧，不会说假话欺骗自己，也就相信了日本是“重在商民，似无他意”。3日，朝鲜政府正式请求中国派兵。

6日，清政府一面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知照日本政府，告知应朝鲜政府之要求，派兵“相机堵剿”，“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一面派太原总兵聂士成和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部先后渡海，屯驻牙山。但清军并未与东学党起义军作战。

11日，起义军首领全琫准与朝鲜政府代表签订了《全州和约》，并随即率部退出了全州。

事实上，早在中国派兵之前，日本已开始进行出兵的准备。6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便通过了出兵朝鲜的决定。4日，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命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迅速回任，并密授以有采取“便宜措施”的“非常权力”，就是说把挑起战争衅端的任务交给了大鸟。5日，日本根据战时条例，成立了最高军事指挥部——大本营。并决定派一个混成旅团渡海赴朝。到16日，日本陆军入朝兵力近4000人，并占据了汉城附近之要地，海军则有8艘军舰驻泊朝鲜海面，其兵力已远在中国军队之上，占有了绝对的优势。

本来，大鸟圭介回任后，发现汉城平静如常，而且清军屯驻牙山一隅之地，并未靠近汉城，确乎出其意料之外。在这种情势下，日本政府骤派大军进扎汉城，使大鸟本人也感到难以自圆其说。

杉村濬追述当时的情景说：

“综观京城的形势，甚为平静，当然用不着众多的警卫部队。不仅如此，就是先期入朝的400多名水兵，也如平地风波一样，不仅使朝鲜政府感到为难，各国使节也都对我方的举动感到震惊而抱有异议。大鸟公使见此形势东学党起义确切时间，稍稍改变了原来的想法。”

因此，6月11、12两天日本人"自导自演"，利用东学党起义，如何成功实现在朝鲜驻军？，大鸟两次致电陆奥宗光，提出：

“大量的士兵登陆，反而招致困难，因此希望在没有公使命令之前禁止其登陆。除保留适当数量的军队外，其余均暂返对州待命。”

12、13两天，他又两次派人去仁川，带信给大岛义昌旅团长，说明“目前京城形势平静，如果大量部队入京，反而有害于安定。”

16日，大岛率第一批混成旅团登陆后，便暂时驻扎在仁川未动。

如何摆脱目前外交上的这种困境，是大鸟圭介当时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为此，他于6月12日上午拜访袁世凯，就双方不再增派军队一事进行了交谈。

大鸟表示：

除“拟以护卫兵800替换海军入京”外，“如已不需多数士兵，将致电我外务大臣，使未发之后队暂停。但上述电报未到前已出发或接到陆续发船之电报而后至之兵，正尽力不使其登陆而令其归国”。

当天，袁世凯即致电李鸿章报告与大鸟谈话的经过，大鸟作为外交使节，开始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考虑问题，以免居于被动地位。所以，他这次主动拜访袁世凯，实是在寻找解决此一问题之途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倾向于袁世凯提出的两国不再增派军队的方案。这次会谈的结果，使袁世凯充满了希望。李鸿章接电后，也就一面停止续发部队；一面电令叶志超停军不动以待命。

日兵之进驻汉城，对朝鲜政府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当大鸟圭介率兵回任尚未抵达汉城时，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即曾照会日本代理公使杉村濬，照会有理有节，指出日本出兵之无理，并要求日兵返回。

但杉村在复照中却说：

“来文中‘是因贵兵丁之来置我都城于险地’一节，完全出于本代理公使想象之外，毫无如此道理。关于来文中‘即施还兵之举’一节，我政府已有训令，本代理公使难从尊意。憾甚！”

这就完全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了。及至大鸟圭介抵汉城后，赵秉稷又亲访之，要求日本撤兵，被大鸟所拒。为此，朝鲜政府感到非常棘手。

4、共同撤兵的背后

袁世凯与大鸟的会晤日本人"自导自演"，利用东学党起义，如何成功实现在朝鲜驻军？，使朝鲜政府看到了一线希望，便于13日致函袁世凯请求撤兵，袁世凯当即转报于李鸿章。本来，早在三天前，聂士成就有“撤队内渡”的建议。此刻也确实是中国撤兵的大好时机。从中国方面看，不管日本玩弄什么花招，应朝鲜政府之请而撤兵，甚至单方面撤兵也无何不可，就会居于主动的地位，使日本难以施展其伎俩。

但是，李鸿章考虑的是中日双方撤兵，认为朝鲜政府既“愿请我速撤兵，解倭急，而大鸟又谓华撤兵伊即同撤”，“似未便久留，致生枝节”。于是，他一面令袁世凯与大鸟“约定彼此同时撤兵”，一面嘱叶志超“整理归装”，等候“派商轮往接内渡”。

是日，袁世凯根据李鸿章的指示精神，借回访之机与大鸟圭介进一步商谈两国共同撤兵问题。袁世凯由商谈停止增派军队转到共同撤兵问题，看来意见渐趋于接近，似乎没有多大分歧。

但是，日本政府却另有打算。陆奥宗光接到大鸟请求撤兵的电报后，大为不满。虽然他认为大鸟的建议“非常恰当”，但还是准备大干下去。因为政府此次之派遣大军，决不是仅仅为了护侨，而是希冀别有所得。

此时议会内反政府的声浪甚高，既已派出大军，劳师伤财，若一无所获而返师，不但将贻议会反对派以口实，亦难为国人所见谅，则内阁之倒台必无疑问。因此，日本政府早已决心一战，并且正在伺机挑起战端，尽管续发大军会在外交上引起纷议，还是否决了大鸟的建议。

因为在陆奥看来，“实难预料何时发生不测的变化，考虑到在千钧一发之际，成败的关键完全取决于兵力的优劣，所以决定仍按政府原定计划先将预定的混成旅团派往朝鲜为万全之策，”6月13日，陆奥宗光电复大鸟曰：

“依尊意，已由套谋本部授与大岛命令，使其部队驻屯仁川。但阁下欲求中止兵士入京之理由何在？清国及朝鲜方面发生多少恐骇，最初即充分预料及之，此为阁下所悉知者也。若大鸟部下之兵永留仁川，恐失入京之机会。若一事不为，亦一处不去，终于自该处空手回国，不仅极不体面，且非得策。若无特别重大障碍，毋须踌躇，使该军入京城，非较为有利耶？”

陆奥仍恐大鸟不了解政府决意挑起战端的决心，于同一天又提示大鸟以讨伐东学党为混成旅团入京之口实：

“以军队之一小部，虽有留置仁川之必要，然一如6月13日晨所发之电，外交上虽或许少有纷议，但以大岛部下本队入京为得策。因极盼迅速恢复和平，故清兵如仍驻牙山不进时，阁下即要求以日兵镇定暴徒亦无不可。关于对朝鲜将来之政策，日本政府不得已或至采取强硬之处置。”

大鸟圭介仍认为讨伐东学党不足以构成混成旅团入京的理由，但政府既准备“采取强硬之处置”，那就要另想别的招数。

于是，他又于14日致电陆奥申述个人的意见：

“全罗道暴徒败北，京城中清兵未来。在此种情况下，不仅无需派遣多数兵士以保护我使馆及人民，且使清、俄以及其他各国皆怀疑日本之意向，必至有派出兵士至朝鲜之虞。故若非目下情况变化，益使我陷于危险境地外，不见有可使4000兵士入驻京城之好理由。日本政府如取如此处置，信为有害于我外交关系。然日本政府如于达到出兵之素志外，有应付一切事变之决心，则上述又当别论。”

此时，大鸟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必须贯彻政府决心挑衅的指示；另一方面，与袁世凯商谈两国撤兵问题已获得进展，而一时又不好陡然转弯。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与大鸟的共同撤兵会谈还在继续进行。

6月15日，袁世凯亲自到日本公使馆，同大鸟商谈撤兵问题。双方就下列各项取得一致的意见：

一、日本撤回在朝鲜的兵力的3/4，并撤离汉城，留下250名士兵在仁川暂驻；二、中国军队撤回4/5，留下400名士兵；三、待民乱平静以后，两国同时撤回全部兵力。

当事人杉村濬后来追忆此事时写道：

“当月15日，清使来访，提出清军撤兵，希望我国也同时撤兵的意见。公使表示同意撤兵，但回答说：‘此事不能自作主张，必须等待政府的训令。’由此，谈判逐渐成熟，达到要交换公文的程度。”

杉村是反对“同时撤兵论”的，而且主张“抛出朝鲜独立论，成败诉诸武力一说。”

他曾与日本外务省派来朝鲜的参事官本野一郎密议，共同主张“放弃日清同时撤兵的决议，即使由此而引起与清国之间的战端”，也在所不惜。

其实，当时杉村对大鸟的心理尚没有完全摸透。大鸟虽和袁世凯达成了口头协议，无非是在没有最后下定决心之前，'尚需虚与委蛇一番。他所说“此事不能自作主张，必须等待政府的训令”固属事实，可是他心里完全明白政府不会同意撤兵，由此可知他此时表示同意撤兵只不过是欺人之谈罢了。

两天后，大鸟即致电陆奥宗光称：

“如将6月15日前到达仁川的3000士兵不加使用地撤回，是很不策略的。我认为必须找到对这些士兵有效使用的办法。幸而清使袁世凯6月15日来访，提出两国同时撤兵的方案。本官的答复是：自己没有决定撤兵的权力，必须等待本国政府的训令。可乘此机会向朝鲜政府和清使提出要求，必须在日军撤走之前撤走清兵。如拒绝我国的这一要求，我将把这一拒绝视为清国要在朝鲜维持君主权，否认我国的朝鲜独立论，从而损尝了我国在朝鲜的利益，便使用武力将清兵驱逐出朝鲜境外。如在无损于我国成严的协议不能达成时，本官将采取上述激烈手段。可否？乞速回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