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校园教育失望，广东成为“在家上学”潮流领导者
对校园教育失望，广东成为“在家上学”潮流领导者
2012年6月11日，北大毕业生张乔峰和儿子躺在床上，学习语文。 新华社 图
近期，一份《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2013版）引起广泛关注。
报告显示，目前活跃在中国大陆地区在家上学群体规模约为1.8万人，这包括学生、家长、教师以及其他相关者。广州、浙江、北京这些经济发达地区是在家上学最集中的区域，其中广州在家上学人数最多，精确统计有1459人。而上海则排在山东、四川之后，位列第六，从人数来看，约在300人左右。
对此，教育专家呼吁对“在家上学”的父母的教学资格、教学质量及未来升学衔接进行立法规范。
不认同学校教育理念者逾半
报告认为，排名前三位的省市依次是广东、浙江和北京，均位于东部。这可能与东部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更高，社会公众教育观念更开放有关。其中，广东省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社会和教育环境较好，在家上学人数最多，高达1459人。
在家上学家庭中月收入位于高低两端。0.5-1万元的家庭最多，占30.73%，0.5万元以下的家庭紧随其后。月收入5万元以上的家庭也接近10%。报告认为，鉴于在家上学有一定成本，低收入家庭可能是由于某种客观原因而不得不选择在家上学，高收入家庭则可能是出于追求更好教育而主动选择在家上学。
报告显示，75.42%的家长有着大专及以上学历。拥有本科学历的家长最多，占37.99%，高中学历的家长最少，占3.35%。报告认为，在家上学家庭的家长多数具有高学历，这可能与其需要在较大程度上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有关。
调查还显示，选择在家上学的男孩占62.30%，多于女孩。在家上学孩子的年龄在各个阶段分布广泛。多数孩子的年龄位于4至10岁之间，占60.42%。在家上学的孩子主要处于小学阶段，较少处于初高中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考、高考仍是我国家长不得不面对的、难以逾越的“坎儿”。
在家上学孩子的学习方式中，采用“父母教孩子”和“孩子自学”的家长最多，分别占54.19%和41.34%；采用“聘请家庭教师和父母一起教学”和“聘请家庭教师教学”的家长最少，分别占11.17%和6.70%。
在选择在家上学原因中最多的是由于“不认同学校的教育理念”，占54.19%；第二是由于“学校进度过慢”，占9.50%；第三是由于“孩子在学校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占7.26%。
多数家长认为最大阻力是“家人不同意”，占24.02%；其次是“社会舆论”，占25.14%；再次是“教育行政部门干预”，占19.55%。
对于幼儿园毕业后和义务教育阶段后孩子的打算，多数家长都选择“继续在家上学”，分别占45.25%和41.90%、对于高中毕业后孩子的打算，选择“出国留学”的家长最多，占35.75%其次是选择“参加高考，进入大学学习”对校园教育失望，广东成为“在家上学”潮流领导者，占34.08%。
家长对在家上学也存在很多困惑与问题，排名前五位的由高到低依次是“互助团体活动不足”、“政策法规不明确”、“学习资源有限”、“缺乏专业指导，难以实施”以及并列第五的“教材难以选择”、“经济实力不足”和“学校和政府干预”。
48.60%的家长对在家上学的未来走向非常乐观，认为在家上学会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39.66%的家长对在家上学审慎看待，认为只是少部分家庭的选择；只有6.15%的家长对其不乐观，对现状担忧。
专家：并非与传统学校教育对立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在家上学是一种个性化的需求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主要是家长对学校教育不满，觉得学校教育不够个性化，这些家长会比较关注应试教育体制下学生的个性发展。同时也和家庭的经济及父母的工作情况相挂钩，是对现有教育制度的一种补充，而非与学校教育“对立”的教育。
他认为上海在家上学人数之所以远低于千余人的广东，仅排名第六，主要是因为上海人口基数远低于广东省，第二是上海现有的教育机制已经比较多元化，很多家长如果对国内教育不满，也会把孩子送到国际班或者直接送出国读书。
熊丙奇认为“在家上学”究竟是否违反义务教育法需看具体情形，如果在学校挂了学籍，以请假的方式在家里读书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就不违反义务教育法，因为义务教育法规定学生如果有特殊情况，可以不在学校进行教育。
他认为“在家上学”需要承担的风险就是父母给孩子什么样的教学，能不能达到义务教育的要求。“随着‘在家上学’人数的逐渐壮大，我们一直呼吁要进行立法规范，有必要修订《义务教育法》，明确在家上学的性质（一定是在家庭上学而非几十上百个家庭共同学习），父母应具备的教育资质（如要求父母一方或者双方有教师资质对校园教育失望，广东成为“在家上学”潮流领导者，才能对孩子进行上课），‘在家上学’的课程体系（由政府、社会机构根据义务教育法向在家上学家庭推荐教材）、学生的教育质量评价（由社会教育中介机构对在家上学的学生进行教学质量评估），对学生学籍、课程认可情况（即学籍与普通学校如何对接，如何参加国内中考、高考），但目前这些问题政府部门尚未做出回应。”熊丙奇说。
熊丙奇认为，呼吁立法规范，其根本问题其实就是教育改革的问题，即要求教育多元化，打破现有的传统教育体制，这跟我国教育的开放程度有很大关系。
他表示，如果受教育者不适应学校教育，以及家庭条件允许（比如父母具有教师资质，可对孩子进行教育），就可以选择“在家上学”，而且，这种“在家上学”，应得到整体教育体系的认可。
对于“在家上学”是否可推广的问题，他说：“这样的教育模式就不应该用‘推广’两个字，个性化的教育本身就是自主选择，每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个体行为不一样，家庭经济情况、父母教育能力也不一样，是否适合‘在家上学’必须得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来。”
“在家上学”是否会导致交往能力缺陷？对此，熊丙奇认为，“在家上学”不等同于关在家里上学，“在家上学”的父母反而会让孩子更加适应社会，“很多孩子实际上是上午在家学习，下午去参加各类社会活动，比如参加足球队、篮球队等，沟通与交流的社会化程度比我们学校里面实际上更高。”
熊丙奇认为，“在家上学”的孩子有更多的时间活动、与父母沟通交流和接触社会，因此根本不存在社会化缺失的问题。
对于“在家上学”者男孩超六成的现象，熊丙奇认为，这可能与传统的教育模式对男孩的个性需求打压较女孩更甚有关，“传统的教育模式以记忆为主，对女孩来说更具优势。”
反对者：“社会性缺失”是最大的问题
而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则是“在家上学”的坚决反对者，“班级制的上学方式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除了读书，更多的是建立一种同伴文化，但在家上学某种程度上就会缺少同伴文化，我不鼓励在家上学这种学习方式。”
“孩子仅仅和父母在一起是长不大的，父母不能替代同伴文化。有些家长认为自己的教育理念更好，也会经常陪孩子出去社会交流，但学校的课制文化、同伴文化和师生关系却不是家长能够替代的。和孩子自己出去找伴玩是本质不同的。因此在家上学是一种冒险的有风险的教养方式，我认为可以尝试但不宜推广和提倡，大部分孩子还是适合在学校生活。”杨雄说。
对于部分“在家上学”家长考虑未来让孩子出国留学，不参与国内升学体系的做法，杨雄认为，“在家上学”的孩子即便选择出国，也会面临因为之前集体生活缺失，以致到了国外也无法适应集体相处的情况。
在他看来，缺乏集体生活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善与人交往，虽然在个性化方面可能超过在校孩子，但孩子的性格可能会变得孤僻。家长自己在家教学也可能出现拔苗助长的情况。
对于家长们提到的对传统学校教育的种种不满，杨雄表示：“应当看到，上海的学校教育正在逐步转变，变得更加多元化、个性化。遇到问题家长还是应尽量通过向学校反映、提出合理诉求来解决教育当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因小失大，因为孩子在学校被歧视、被老师骂，就将孩子直接领会家里，这样反而对他的教育不利。”
杨雄表示，根据焦点理论，孩子成长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会面临一个焦点问题，通过不断解决焦点问题，孩子才能逐渐成长。但在家中，家长无法模拟出这样的场景来给孩子制造很多焦点问题。另外社会化是一个链条，一旦前一个链条脱节，势必会影响到下一步他的成长。
“因此，跳跃的社会化将来是要吃亏的。孩子在缺乏伙伴的环境中成长，无法培养出在竞争的环境中应具备的品质，因此成长过程是有缺陷的”，杨雄说，“当然也会存在个别较为成功的案例，但不能因此就简单得出在家上学好的结论。这只能说明现在的教育多元化，你可以尝试，但你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与后果。”
华师大教授、学前教育系主任华爱华也表示，幼儿园选择在家上学，可能在发展社会性方面会有一些缺陷，因为缺少同伴群体。“有些在家上学的家长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联合其他家长组织了一些活动，这些活动是可以弥补一些同伴交往缺失的问题，但相较而言，幼儿园的孩子全天都在一起生活、游戏、运动，类型更加丰富”，华爱华说，“另外在幼儿园也会形成不同的组群，既有三五人的小组，也有十几个孩子的大组，也有全班一起的活动，不同的组群带给孩子丰富的社会性发展，让孩子学会何时自我保护，何时让步，如何解决纠纷，如何建立友谊，并从中学会一些交往的技能，这些都是在家上学无法获得的。”
不过华爱华也认为，这种在家上学的个别化教育相对于集体化教育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更有针对性，认知性也会更好。
“家长带孩子逃离幼儿园的现状也提醒我们幼儿园必须做好家园之间的合作、沟通，幼儿园应该多听听家长的育儿理念，家长也应多参与幼儿园的活动。”华爱华说。
华爱华建议，家长在选择时应利弊权衡，尽可能弥补在家上学可能带来的缺陷，如缺失合作学习、相互启发、课堂讨论等。另外也要防止孩子在家庭环境中变得过度以自我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