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2011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三 从网络舆情看社会矛盾的新发展
2011年，我国互联网上的舆论场，在接连不断的突发事件以及一些看似无辜的偶然事件中，揭示了当前在资源配置、利益分配、廉政建设、城乡一体化以及民众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深层社会问题。我们是否能够妥善协调和处理各种利益矛盾，这既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重大现实课题，也是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
（一）社会各阶层上网“喊话”
随着网络媒体日益兴盛，形成了“大众麦克风”的态势，公众的发言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社会各阶层普遍适应了在网络上发声、阐述个人见解的习惯。一旦某些社会事件被网络曝光，网络舆论便成为了推动事件进展的关键力量。
当前行政监管体系运作效率不高，法律在维护利益平衡方面的基础作用也时常失效，而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有所减弱，新闻的异地监督功能受到限制，互联网因此成为了弱势群体表达诉求的几乎唯一便捷途径。单个人的爆料和维权行动，吸引了众人的关注，互联网成了弱势群体展示自身困境和相互慰藉的场所，同时也常常成为宣泄对官员、富豪等群体不满情绪的“垃圾桶”。
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通过互联网平台频繁发声，对时事政治保持高度关注，热衷于进行“思想启蒙”，以此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他们在网络空间中发表见解，引发广泛共鸣，进而增强自己的影响力。然而，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在网络上发言时往往显得过于自信，甚至有些自负，但实际上他们对社会的冲击力并不大。例如，将微博视为对立势力的大本营，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动车追尾事件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促使中等收入群体纷纷涌入网络舆论场。在此之前，这一群体通常对时政话题持旁观态度。往年的职业疾病、矿难等焦点事件主要伤害的是低收入人群，然而这次的动车事故却波及到了中等收入阶层，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动车乘客的主要群体，还因为铁道部在急于恢复通车过程中，对事故的处理出现了严重失误，侵犯了以中产阶层为代表的社会主流人群的安全感和尊严。以演艺明星为标志，中等收入阶层情绪激动起来。在“7·23”动车事故发生之际，部分演艺界人士在舆论场上的影响力全面超越了过往的学者和作家群体。同时，中产阶级对于公共权力的质疑情绪和离心力，是政治决策者应当深思的问题。
高收入群体，包括众多房地产商人和投资者，在网络上同样表现活跃，他们的微博粉丝数量普遍超过百万。尽管他们并不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拥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但他们却是众多公共话题的积极讨论者，以成功人士的身份传播和巩固现代价值观和情感，对年轻网民具有显著的人格魅力。
2011年，即便是部分官方人士和机构，也开始借助互联网平台发表意见，力图促使解决体制内部难以解决的问题。同年10月，一位名为“御史在途”的网友，身份为湖南省纪委干部，在微博上向长沙县领导发起挑战。进入11月，11日当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旗下的《人民邮电报》及其官方微博联合发声，对中央电视台关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涉嫌价格垄断的报道进行了反驳，称其“混淆视听，误导公众”。
（二）政府公信力少，社会争论就多
2011年11月初期，网络上有消息传出，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监测结果显示北京的空气质量已经达到了“危险”级别。然而，与此同时，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数据却显示，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仅为“三级轻微污染”。这一数据上的显著差异，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讨论。尽管这其中的对错是一个相当专业的议题，暂且不谈，但根据网络舆论的倾向来看，美国大使馆的数据似乎获得了更多网民的认可。
温州钱云会非正常死亡事件中，尽管目前所掌握的完整证据链表明这起事件是一场充满诸多巧合的交通事故，然而，众多网民对此却深表怀疑。在当前官民关系紧张的氛围下，钱云会案件被网民们以“合理想象”的方式无限放大，进而成为了草根民众维权无望以及基层政权“黑恶化”现象的典型代表。这种妖魔化的印象若不消除，将对基层官民关系产生极为恶劣的示范影响。该案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温州当地政府接纳了一批知名网友，他们组成了“公民调查团”对村庄进行了现场考察。尽管这些网友的调查仍存在不少疑问，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公开发声赞同网络上关于基层干部涉嫌黑帮谋杀的假设。
面对突发事件的挑战，公众对真相的渴望和“全民侦探”的热情，与某些政府部门试图隐瞒事实的较量，尚未画上句号。在不少地区，政府信息的透明度仍然不高，不公开成了常规，而公开则成了特例。近些年，即便是年轻干部的晋升，即便他们已证明符合组织规定社交媒体下政府危机公关案例，仍不断遭受网络上的质疑之声。浙江省委组织部负责人在微博上表达了感慨，指出政府部门正面临“塔西佗陷阱”的困境，即一旦公信力受损，不论发表真实还是虚假言论，行善还是作恶，都会被视作虚假和恶行。因此，恢复和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成为了应对舆论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社会诚信成年度最热议话题
2011年，郭美美事件给红十字会带来了形象上的严重危机，而小悦悦事件则在社会上引发了关于冷漠现象的广泛争议，这两起事件接连不断地对社会的伦理道德底线造成了冲击。
郭美美Baby通过微博以“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身份炫耀财富，激起了公众对官方慈善机构的质疑与强烈失望。在一般情况下，微博上的转发量往往超过评论量，这是因为转发操作只需轻轻一点鼠标，而评论则需要手动敲击键盘。然而，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官方微博上，当发布秘书长与博友互动的内容时，转发量达到了4.5万次，而评论量竟高达23.6万条。
小悦悦在街头遭遇的不幸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极大震惊。截至11月10日，仅在新浪微博上，关于此事的讨论帖文数量在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已经超过了450万条，而相比之下，2010年许多热门事件的微博讨论量仅有几十万条。
近期，三鹿奶粉中毒事件、双汇瘦肉精风波、上海染色馒头丑闻、唐骏学历造假丑闻等接连发生，街头老人被讹诈的案例也屡见不鲜，各行各业诚信危机愈发严重。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在2011年9月公布的一项“舆论信心指数”调查结果显示，在讨论是否扶起跌倒老人的问题上，大多数受访者表示自己愿意伸出援手，然而，当涉及到是否应当鼓励子女去扶起老人时，他们的态度却显得犹豫不决，对于社会诚信的整体看法，受访者普遍持悲观态度。
（四）社会矛盾对抗性在网上网下都有所增强
2011年，诸多地区社会矛盾呈现加剧趋势，不论是在县域还是省城，即便是车辆轻微碰撞这类小事，或是谣言的传播，都可能瞬间引发街头民众的聚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容忍度与包容度明显降低。
这种对立态势的加剧，在网络构建的虚拟空间中同样显现。在众多热点事件中，网络舆论对事物的“标签化”倾向愈发明显。在药家鑫案件审理阶段，由于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军队派驻军工企业的代表，因此他被贴上了“官二代”、“军二代”的标签。许多网民担心药父会干预司法，于是他们对药父进行了无端的指责和咒骂，甚至有人声称“药家鑫与法律，药家鑫与国家，二者只能有一个存活！”
目前阶段，总体上分析，社会矛盾的加剧尚未达到全面对抗的程度。对于后续可能出现的极端行为和暴力倾向，必须依照法律进行管控；同时，政府不应忽视网络上的强烈民意，既不能漠不关心，也不能单纯压制而不给予正面回应，基层政府应展现出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远见。
（五）经济形势严峻，导致热点事件爆发的地区差异缩小
2011年，热点事件的爆发区域间的差距有所减小。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热点事件依旧频繁发生；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最为领先的广东省，仅6月份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接连发生了两起震惊全国的群体事件——“潮安事件”与“增城事件”。此外，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在10月底也发生了暴力抗拒缴纳税款的事件。
东南沿海地区在经济领域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民众的生活质量普遍较高。与此同时，政府在这一区域推行公共治理的理念和手段也相对先进，众多问题得以在初期就被识别并得到妥善解决。自2011年起，受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我国经济状况亦变得严峻，通货膨胀问题愈发严重，就业市场压力增大。这导致发达地区的贫困群体，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外来民工无法分享本地经济发展的果实，与本地居民及政府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极易触发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在互联网上，此类事件同样具有强大的传播效应和部分感染力，超越了地域界限，对整个社会的舆论氛围产生了广泛影响。
四 政府舆论危机应对与社会管理创新
(一) 互联网的“倒逼”机制
中央倡导进行社会管理方面的创新，将解决“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影响的重大问题”作为切入点，网络舆论成为了探测和评估这些“重大问题”最新、最全面的信息渠道。通过互联网的力量，我们能够唤醒并激活现有的体制机制，优化公共治理，推动民间社会的活跃，加强官民之间的交流，这无疑是当前实施政治体制改革中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有效措施。
自改革开放以来，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超越了个人和民间组织的范畴，正在逐步改变着我国传统的“政府强势、社会弱势”的格局。特别是随着微博的迅猛发展，它已经演变成为推动政府转型升级的最主要的社会动力。201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发布了《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这一文件，明确指出要切实加强重大突发事件及群众关心焦点问题的信息公开工作，公正地披露事件的发展态势、政府的应对措施、公众应采取的防范手段以及调查处理的最终结果，并确保能够迅速地对社会公众的关切作出反馈。这显示出，中央在处理重大事故时坚持不袒护、不掩饰，致力于确保社会关注的问题获得积极的反馈，绝非任由社会上的质疑之声被淹没。
（二）提升政府的舆情理念和媒体素养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及舆论危机管理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其核心转变在于逐渐接受了一个原则：事件处理应置于首位，舆论引导紧随其后。在面临突发状况时，媒体与互联网并非事件的起始或终结，关键在于真诚地回应民众的利益关切。以“7·23”动车追尾事故为鉴，若公共危机发生，铁道部理应承担首要责任，其处理事故的不当之处是关键所在；继之，方才涉及对媒体监管、互联网管理以及舆论导向问题的反思。
公共治理的本质在于政府独立于各种利益集团，依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合理进行资源调配和利益划分，以解决社会矛盾。面对转型期错综复杂的“问题”，我们不仅要搞清楚“如何看待”，更要明确“如何应对”。“如何看待”涉及舆论引导，“如何应对”则是解决问题的实质。“如何看待”固然至关重要，但“如何应对”显然更为关键。在应对热点事件时，我们不应过分依赖“通稿”式的宣传文案和单一的“舆论导向”灌输，而应当由多个部门共同协作，着手解决实际问题社交媒体下政府危机公关案例，并努力消除现实中的矛盾冲突。
在面临突发状况和公众质疑时，大多数政府部门已养成并行处理的习惯：一方面对媒体报道和网上舆论进行控制和引导，另一方面快速应对公众关注的实际问题，安抚受影响者，甚至对不当行为者进行责任追究，通常在事件发生后24小时内便启动问责机制。
（三）政务微博扩展官民互动空间
自2010年以来，众多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竞相设立微博账号。2011年，政务微博的推广速度明显加快，其数量急剧攀升，同时，微博的使用技能和水平也实现了显著提升。原本作为网友个人发布信息和表达观点的“自媒体”平台，在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推动下，转变成了“网络机关报”，成为与公众互动的“公共媒体”，将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拓展至网络空间。截至九月，新浪网上已拥有超过一万二千个政务微博账号，这些账号遍布我国大陆的各个省级行政区域。
在政务微博领域，公安微博的活跃度尤为显著。据公安部于9月26日在北京举办的公安微博研讨会提供的数据，目前，各级公安机关在新浪、腾讯两大网站上开设的政务微博数量已超过4000个，而经过官方认证的民警个人工作微博更是达到了5000多个。自北京市公安局的“平安北京”微博账号开通至今已满一年，累计接收到的网友评论和留言数量已超过18万条；同时，广东省公安厅的微博账号关注人数也已超过440万。从地域分布来看，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犹如“百家争鸣”的景象。东南沿海地区的机构微博保持活跃态势，浙江省各级市县组织部门均已设立官方微博账号。南京市政府颁布规定，强调在灾难性或突发性事件发生后，应在一小时内或接到信息的第一时间通过微博进行发布。山东菏泽牡丹区的21个乡镇及34个区直单位，集体在微博上以实名形式公开露面，此举开创了县级政区全面开设官方微博群并与民众互动的先河。中西部地区内，众多机构微博频出创意，宁夏银川超过120个政府部门纷纷加入新浪微博行列。这些政务微博以快速响应和高效处理著称，赢得了网友的一致好评，被誉为“史上最温馨、效率最高的政务微博”。
（四）构建“网上统一战线”，与社会“自组织”力量合作
政府已逐渐适应与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新兴社会群体”（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从业者及自主择业的知识分子）展开合作，然而，在互联网“全民发声”的时代，政府还需学会与那些对公共治理评头论足、议论纷纷的“新观点群体”和谐共处，共同打造“网络统一战线”。
2011年，借助互联网平台，众多知名学者与记者共同发起了两场规模庞大的“微公益”行动，这些活动均受到了政府的热烈支持。其中一场是“随手拍解救儿童”项目。该项目的微博账号于1月正式启用，至11月，已发布各类信息近6000条。公安部对此迅速作出正面反馈，各级公安机关对网民发布的信息进行了详尽核实与妥善处理，紧接着，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打击拐卖儿童专项行动，有效促进了网民微博与警方微博、网络线索与实际出警之间的联动。此外，还有一个面向小学生的“免费午餐”网络公益计划，目前，该计划已为全国百所学校中的两万名学生提供了免费午餐服务。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决策，全面推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提升工程。中央财政对全国680个县（市）的约2600万名在校学生，按照每人每日3元的标准，发放营养餐食补贴。
网络上的“意见领袖”以及社会的“自组织力量”在传统体制的空隙中逐渐壮大，并获得了政府的接纳与反馈。尽管在个别时刻，他们的观点与政府立场存在差异，但从整体来看，他们已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无论是当前维护社会稳定，还是未来构建公民社会，政府都必须与他们携手共进，共同应对我国社会中的复杂挑战。
五 网络舆论生态治理
政府依照法律对互联网进行治理，严格遏制网络色情、赌博和毒品等不良信息的传播，对网络水军行为进行规范与打击，有效遏制恐怖势力利用新媒体制造混乱，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一个关键议题在于，是持续增强政府行政管理的职责，使政府成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网络执法者，运用“看得见的力量”严厉打击网络上的各类“有害内容”，还是深刻理解网络传播的内在规律，更倾向于运用“看不见的力量”来引导网络舆论环境，激发互联网自身的净化作用，促进网民在网络空间内达成“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总体而言，在互联网舆论领域，单方面的权威控制往往更易引发网民的反抗情绪。面对“未知多于已知”的互联网环境，我们亟需探索并建立一种自我平衡的力量。
（一）“微博辟谣”，健全网络舆论对冲机制
网络信息的传播力量强大2011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相应的责任也相应增大。尤其在微博平台上，诸多未经核实的信息、恶意炒作以及谣言纷纷扩散。2011年，网络上便出现了关于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第二次“去世”传闻、广州患有眼癌的女婴母亲在闹市中跪地求助、杭州的“西子可儿”宣称“宁愿为娼，也不愿为师”以及南昌大桥发生数百人自杀的谣言等，这些不实信息给公众心理和社会和谐带来了诸多困扰。明确区分意见表达与侵权等违法行为之间的界限，以及如何保持网络环境中的清朗和理性讨论，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面对这一现象，众多网站管理者、民间组织以及行业专家纷纷采取行动，通过开展调查研究和运用专业知識，对网络传播的信息进行甄别，并通过微博账号开展辟谣工作，旨在为那些情绪高涨的舆论热点降火，使那些充满激情的“意见领袖”在发表观点时更加慎重。从正面角度来看，网络舆论领域应当建立起这样的平衡与对冲机制。
5月18日，微博平台设立了“辟谣联盟”。这一举措在网上引发了持续的讨论。一些人主张，微博似乎成了虚假信息的温床，亟需一个核实真相的力量。然而，另一些人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微博辟谣”这一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它用旧有的观念来限制新事物的发展，总以为有某个人能够掌握和揭示真相，但实际上这样的人并不存在。在探索真相的过程中，偶尔出现一些误差实属正常，不应以“辟谣”手段来压制、挫伤民众揭露事实的积极性，否则这对揭示真相并无益处。众多网友期望，在辟谣时不仅要针对民间的“谣言”，还要揭露某些政府部门隐瞒事实的“谎言”，因为有时这些“谎言”正是“谣言”滋生的基础。
2011年年底，新浪网创建了“微博辟谣”官方账号，至今已发布超过250条辟谣信息，拥有62万粉丝。新浪辟谣小组每日接收的求证与举报信息超过百条，高峰期甚至需要30多人共同协作。一旦造谣者被证实为虚假信息，其发帖及被关注功能将被暂停。
归根结底，一个健康的网络舆论环境，需要网民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和承担起社会责任。以武侠小说家金庸为例，他曾两次遭遇“死亡”谣言，这些谣言最初在微博上散播，但很快也在微博上得到了澄清；同样，在日本地震后引发的中国抢盐风波中，微博也成为了辟谣的关键平台。这充分说明，当网民的自我管理和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得到有效发挥时，便能弥补公权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唯有允许多种声音进行相互较量，方能充分激发网络自我净化功能的最大潜力。
(二)鼓励网络人群分流、议题分化
微博的媒体属性和时政倾向较为明显，导致网络舆论显得较为单调和充满火药气息。特别是在互联网的微博平台上，能否促使话题分布得更加均衡、节奏适度，是减轻这种火药气息的关键所在。我们应当在关注时政话题的同时，融入更多日常生活和社会互动的内容，以降低网络中的火药味和对抗情绪。
努力调整并优化网民的地理位置分布，积极推动网友社群的多样化发展，这同样是缓解网络舆论紧张气氛的关键手段。例如，引导那些原本活跃在封闭讨论空间，如“墙外”的微博客“推特”上的激进网友，转向国内开放的言论平台；面对微博客的挑战，努力保持论坛/BBS以及个人博客的用户群体，并激励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深入的交流；同时，提倡微博客与博客之间的相互链接与报道，以克服信息碎片化的不足。另一个关键手段是，汲取学术文化的丰富滋养，滋润相对贫瘠的互联网文化土壤。我们鼓励学术界、出版界等传统领域的杰出人才积极“上网”，为网络上的碎片化信息以及激烈的网络口水战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
网络科普作为培育民众科学思维的关键途径，民间科普公益组织“科学松鼠会”坚信，科学知识对普通民众而言，犹如美味却难以直接享用的坚果。他们致力于模仿松鼠的行为，剥去科学的坚硬外壳，将其中甘美的果肉呈现给公众。该组织成员共同创建的科普平台，曾成功跻身“2008年全球华人部落格最佳博客奖”的候选名单，其官方微博吸引了43万粉丝的关注，在豆瓣上设有专门的讨论小组，并且拥有一个名为“果壳网”的关联网站。中国科学院运营的科学传播平台“中国科普博览”也拥有微博账号，中国地震局主办的“中国地震科普网”同样设有微博，但它们的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鼓励不同阶层的人群上网自由讨论
目前，网络用户已占据我国总人口的约三分之一。在这些用户中，参与发帖和回帖的比例达到31.7%，这一比例在全国总人口中占10.6%。换句话说，仅有大约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习惯于在网络上发表意见；而高达九成的国人则在网上保持沉默。此外，网民群体普遍呈现年轻化、高学历、收入偏低以及居住在城市的特点。
为了推动网络舆论的良性发展和实现全社会民主政治的广泛覆盖，我们必须倡导各类群体积极上网，发表各自利益诉求，进行公正的交流。目前在我国，中高层领导和较高收入群体普遍倾向于浏览帖子而不参与回复，而农村的留守人员，所谓的“386199部队”，则往往缺乏上网发声的渠道。唯有广泛推动协商与对话，方能疏通社会脉络，促进血液循环。
经过实践验证，确保各种意见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和自由交流，对于维护网络舆论环境的和谐稳定具有积极作用。
（四）记者的“自媒体”账户管理
面对网络自媒体带来的挑战，传统媒体紧跟时代步伐，在博客和微博等平台上设立了官方账号，不仅发布和预告了在传统媒体上已经刊登的内容，还发布了未曾公开的新闻资讯和评论。众多记者也纷纷加入微博，他们不仅为了搜集新闻线索，更是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对外传播信息、发表见解，从而增强了个人的影响力。这引发了新的疑问，那就是记者在“自媒体”平台上发表观点时，不再受到传统媒体发稿所必须遵循的严格审核程序的约束，其言论往往带有较强的个人主观性和随意性。尽管目前不少已经实名认证并在微博上标注自己所属媒体记者身份的记者，已经声明他们的言论与所在单位无直接关联，但大多数受众仍倾向于将记者个人与他们的所属媒体视为一体。
部分体制内的新闻机构开始研究并拟定有关记者微博使用的规章制度，其核心原则包括：记者在个人微博上标注所属媒体名称，以及官方微博，必须获得所在单位的审核批准，且他们所发布的言论需对所属媒体承担相应责任。
（五）把网络舆论能量引向制度化参与
2011年7月，成都有一位64岁的退休老太太名叫胡丽天，自2003年起便积极报名参加了省、市举办的各类听证会，共计23场，因此被网友戏称为“听证专业户”。不过，有细心的网友对成都历次听证会的报名人数进行了调查和统计，结果发现胡丽天可能并非是所谓的“政府托儿”，而是因为听证会的吸引力不足，导致参与者大多为退休老人。有网友进行反思，指出老太太的行为是“以建设性方式参与问题解决”，与此同时，网络上的一些人则“仅限于批评，缺乏实际行动”。
2011年，若干普通民众及学者在微博平台公开表达意愿，欲竞选人大代表，此举令基层政府感到不安。然而，在云南曲靖市，市政府官方微博“微博曲靖”于6月17日打破常规，发布帖子，对本市一位自愿参选的市民蔡馥敏进行了介绍。蔡馥敏，年近半百，开设了博客和微博客，她对家庭、教育、医疗以及劳动就业等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她警示道：“那些立志为国家、民众分忧的每个人，在行动前，都应先审视法律法规，切勿随意行事。”网友们对此表示赞赏，认为曲靖市委和市政府对基层民主的包容性尝试，有助于重塑新中国基层政权的敏感触角，增进官民之间的和谐，进而对基层稳定大有裨益。
从根本上讲，拓宽公民实际的政治参与渠道、完善法律体系，有助于缓解网络舆论对时政话题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压力。
六 2012年网络舆情展望
（一）微博客达到巅峰，部分网友回归BBS和博客
微博在短短两年间迅猛扩张，却也暴露出一些固有的问题。该平台发展不均衡，其推广与扩张主要依赖资本力量2011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若运营商资金出现短缺，无疑会对其发展势头产生负面影响。目前，新浪微博作为行业巨头，其财务报告已显现出此类隐忧。此外，微博信息内容空洞化的问题，也使得其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为了扩充粉丝数量，众多网友纷纷采纳了增加关注人数和提升转发次数的策略，导致信息量激增，远远超出了个人处理信息的极限，进而使得关注行为变得形式化。一旦运营商的推广力度降低，民众对微博的热情无疑会受到显著影响。
微博用户在零散的时间里追逐着零散的信息，微博上的140字限制使得无法完整地叙述事实，更不用说，只有那些极具震撼力的信息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导致微博的舆论氛围趋向于追求新奇、急躁和盲目，人们在来不及或无法核实事实及其出处的情况下，谣言和非理性的情绪便得以广泛传播。鉴于上述种种因素，人们将重新认识到论坛/BBS以及博客的诸多益处，并因此回归到深度思考和情感积累的轨道上；与此同时，轻博客也将在2012年逐渐被广大民众所熟知。
（二）网上社交娱乐更加广泛，移动互联助力发展
社交构成了网络生活的核心要素，随着网络的不断进步社交媒体下政府危机公关案例，它为人们的交流互动带来了日益丰富的途径和形式。众多网络平台纷纷融入社交功能。在此背景下，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让社交变得更加轻松便捷，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崭露头角。目前，在推客、切客、微客等众多领域，众多“潮人”正借助移动互联网实现自己的抱负。米聊、微信以及口信等通讯工具的兴起，对中国移动的飞信服务构成了挑战，标志着移动互联网竞争的加剧。众多移动应用的涌现，让人们的移动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随着3G网络质量的提升和资费水平的降低，预计到2012年，移动互联的用户数量将显著增长，届时，电脑上能完成的任务，手机上同样能够轻松实现。与此同时，云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三网融合的深入实施，共同为民众的生活描绘出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三）传统媒体发展变革，全媒体时代加速到来
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遭遇了挑战，仅依赖单一传播途径维持生计愈发艰难。为此，报纸推出了PAD版本，电视台拓展至网络平台，广播也增强了与网络的互动性。同时，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开始组建传媒集团，积极拓展全媒介领域，涉足数字出版、网络电台、电视商城以及杂志礼品等多个领域。传统媒体本身为了在互联网的竞争中吸引观众注意力，正依据其特性对内容进行深入开发，互动性有所提升。与此同时，随着新的一年里政府加强了对广电系统娱乐项目的规范与限制，电视节目的观赏性很可能会受到影响，这可能导致一些电视观众转向网络，通过网络视频平台集中观看节目。
（四）网络问政持续推进，舆情热点继续升温
未来数年，伴随社会冲突的加剧与政府社会治理模式的革新，各种网络焦点话题将不断升温。公众借助网络对政府部门进行质询的频率和力度持续上升，这促使政府必须不断提高其反应的及时性和质量。网络舆论的监督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我国。2012年，我国以及美国、俄罗斯等关键国家即将迎来政府领导层的更替，全球经济的复苏亦面临重重困难，阿拉伯地区的动荡局势犹如连锁反应，其影响尚未完全消散，这一切无疑将激发起中国民众对国内外政治经济议题的高度关注。年轻人常常挂在嘴边的“2012”这一概念，即玛雅传说中的“世界末日”的忧虑，面对愈发复杂且深化的社会矛盾，或许不再仅仅是虚构的讨论。网络上的各种传言和恐慌情绪可能随之蔓延，甚至影响到现实生活。
作者祝华新 单学刚 胡江春
